饱受诟病的信用卡部分还款之后仍“全额计息”的问题，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视野”。上周，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关信用卡透支“全额计息”、银行卡伪卡交易纠纷处理、网络盗刷权责认定等问题悉数涵盖。
按剩余还款计息
近年来，信用卡发卡量持续增长，与之相关的民事纠纷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量共计5.88亿张，同比增长26.35%，而在全国2017年1月至10月新收一审民商事案件中，信用卡纠纷增幅达56.38%。
在各类纠纷中，矛盾最为集中的就是信用卡透支后的利息计算问题，即争议多年的“全额计息”。3月，北京市二中院对近三年来审理的信用卡透支纠纷案进行通报，对于透支利息的计算基数是全部透支款项还是未偿还部分，持卡人与银行双方之间争议较大。
信用卡计息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按未清偿部分计息，只对到还款日后未偿还部分计息；另一种是全额计息，指的是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未能还清全部欠款的，要按全部透支金额计算利息。目前，大多数银行采用的计息方式都为后者，由于持卡人只能被动选择“同意”，市场质疑此举为不平等的“霸王条款”。
“作为相对方的信用卡持卡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往往只能看到简短的信用卡权益介绍。大多数人无法从专业角度深入理解由银行起草，纷繁复杂的使用条款。”汇融法商高级法律顾问、律师黄然说，征求意见稿对该种专业知识不对称引发的双方矛盾提出解决方案：从持卡人角度看，已给付法律规定比例还款，则无须再对此部分还款支付利息；从银行角度看，强化了银行的提示告知义务。假设征求意见稿得以通过，银行一方很大可能调整己方的合规流程，废除原有的“全额罚息条款”。这对银行的好处可能在于，提高持卡人用卡的使用体验和自身品牌形象，同时也不必承担额外提示告知成本，乃至潜在的相关事项诉讼成本。
银行的“算盘”
其实，关于全额计息的合理性，市场的质疑声从未间断。特别是在2016年，某央视主持人因不满“全额计息”条款，将某大型银行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已偿还部分的利息，一审判决未予支持，二审判决认为银行全额计息规则计算的赔偿数额过分高于持卡人违约造成的损失，要求银行返还多扣划的钱款。该起诉讼案件轰动一时，并将全额计息有失公允的讨论推至风口浪尖。然而，作为非判例法国家，我国地方法院的个案判决，并不能作为此类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指导依据。案件结案后，虽然舆论压力持续存在，银行方面也没有就全额计息规则做出让步。
中国银行业协会也曾引导过调整。例如《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提道，成员单位为持卡人提供“容差服务”，如持卡人当期发生不足额还款，且在到期还款日后账户中未清偿部分小于或等于一定金额时，应当视同持卡人全额还款。只不过，自律公约也未能改变全额计息普遍存在的状况。
毕竟从收入角度，银行有自己的“算盘”。利息收入作为信用卡业务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额计息规则显然对银行更为有利。据银联观卡数据，2017年，在银联数据客户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入结构中，利息收入占比最高，为34.36%，分期手续费次之，占比为31.13%，违约金收入占比达14.98%，三者收入合计占比达80.47%，贡献了信用卡业务的绝大部分收入。
如果新规正式落地实施，无疑将对银行产生不少影响。银联数据认为，征求意见稿中无论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均会对银行现有的业务模式产生一定影响，系统、业务规则、合约等相应内容需进行调整修改，收入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除对全额支付利息条款的效力提出两种方案，征求意见稿还就违约金、分期手续费等问题做出明确，包括调整过高利息、复利、违约金。
调整在即
未来，合计年化利率超出36%的部分，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具体内容为，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约定支付透支利息、复利、违约金等，或者支付分期付款手续费、违约金等的，对于未超过年利率24%的数额，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超过年利率36%的数额，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2017年1月1日期实施的信用卡新政，日利率上限为万分之五，但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征求意见稿，年利率计算的“分子”部分不仅是信用卡业务中的“利息”，同时也包括了“费用”部分，即整体加总后年利率超过36%的数额不予支持。“若此规定正式实施，银行相关费用必将随之调整，部分银行前期在各费率差异化方面已有所尝试，对于尚未启动相关工作的银行来说，可能会略显被动。”银联数据在分析中提道，目前大部分银行信用卡业务日利率为万分之五，违约金为最低还款未还5%。当持卡人逾期多期后，两者叠加整体利率是有可能超过36%的。因此，银行不仅需要加强催收能力、提升贷后管理水平，也应考虑通过利率差异化定价以及对逾期期数较高的客户停计息费等措施，对现有业务进行适当调整，以维护权益。
如果新规落地，银行需要做出的调整不只存在于业务领域。针对银行卡领域时有发生的网络盗刷和伪卡交易问题，最高法对各方的举证责任和权责认定做出明晰。例如对于网络盗刷，征求意见稿明确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强调了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告知义务，对于伪卡交易发生后的权责认定细节问题，征求意见稿也做出进一步细化。从银行角度，相当于对风险管理和异常交易处理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涉嫌伪卡交易的案件争议焦点往往是持卡人主张交易主体非本人的请求得不到银行一方的认可。征求意见稿对该种争议提出解决路径，即争议双方各自提交相应证据。持卡人一方证据包括但不仅限于，刑事判决、涉案银行卡交易时其持有的真卡、涉案银行卡交易时及其前后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报警记录、挂失记录等。如果银行对持卡人提出的证据提出异议，则应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可依规则和类似案件的判例对证据的真伪做出判断。”在黄然看来，这可增加类似案件判决一致的诉讼确定性，而且社会公众亦可学到案发后的行动指引。
